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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內容並不僅限於文學或比較文學，而涉及思想和歷史等其他領域，以中西文學與文化比較為主線，選取了相關文章十四篇，其中最早的寫於一九八二年，最新的文章則剛剛完成不久，皆是作者三十年來在中西比較研究中的成果。

文章涵蓋的主題包括：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西方漢學的歷史、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論、當前美國和西方比較文學研究面臨的問題和困境、中國思想和文學批評傳統、從美學的角度討論現代藝術、不同時代西方對中國的瞭解、歷史與文學敘事之間的異同、美國的中國歷史研究在基本範式上的變化，以及如何在當代學術環境中應對西方學界提出的理論問題。

作者簡介

張隆溪

北京大學碩士，哈佛大學台南派報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美國加州大學，一九九八年迄今任香港城市大學比較文學與翻譯講座教授，二00九年獲瑞典皇家人文、歷史及考古學院外籍院士榮銜。主要從事中西比較研究，主編Brill’s Humanities in China Library叢書，並任著名學刊New Literary History顧問編輯。

東西方研究：歷史、方法及未來

在二十一世紀之初，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都在發生其有根本意義的變化，可以說這是我們開展東西方研究極為有利的時刻，為研究東西方思想傳統和典章制度提供了極好的條件。在這個時刻，我們重新審視東西文化交往的歷史，以窺兌未來發展可能的途徑，也許是深化東西方研究必須邁出的一步。東西交往的歷史，在古代有絲綢之路，在中占有馬可波羅到忽必烈治下蒙元帝國的遊歷，在明末清初有利瑪竇和基督教傳教士推動的東西文化交流，而近世在一八四○年代鴉片戰爭之後，又有一百多年西方列強侵略中國和東方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歷史。陳寅恪先生曾用「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這樣沉痛悲憤的語句，去描述鴉片戰爭後中國受「外族之侵迫」所面臨民族存亡的險境。{一}無論中英鴉片戰爭或中日甲午海戰乃至滿清帝國的覆滅，再到八年抗日戰爭和隨後國共內戰造成台海兩岸的分隔，中國近一百五十年來的歷史真可謂多災多難，不堪回首。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經過了無數次的政治運動和「文革」十年的劫難，中國終於在近三十多年推行改革開放務實的政策，在經濟上取得了令全世界矚目的成就。而與此同時，歐洲和北美產生了極為嚴重的金融和信貸危機，中東和阿拉伯世界也發生巨大變化，於是形成當前全球秩序的急劇轉變和重新調整。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就制度而言，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跡，中國和整個亞洲以及巴西和南美經濟的發展，正在改變過去認為毋庸置疑的關於全球各地力量均衡的許多觀念過去整個世界都是以美國和西歐為中心對東方，尤其對中國東西方研究有利的時機和良好的條件。

註{一}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陳美延、陳流求編《陳寅恪詩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一一。

從歷史上看，東西方的交往遠在古代就已開始。在近年的考古發掘中，往往有令人驚訝的發現，說明中國與西域在物質和精神文明的交往，比我們以前想像的要更多，也更早，而且西域不僅限於印度和中亞，甚至遠及於希臘、羅馬。中國古代金石雕刻藝術，就可以提供一們很好的例證。四川三星堆出了時間相當於殷商時代的大型青銅雕像，西安秦始皇陵出土了大刑鋼車馬、漢墓前神道有大型石刻，據林梅村的研究，這些都說明中國古代大型石雕，是在多種文化影響下產生的藝術。「首先，基於中國本土文化因素；第二，受歐亞草原文化，尤其是阿爾秦語系遊牧人古代藝術的影響；第三，張騫通西域後，中國金石雕像藝術又得以和中亞希臘化藝術乃至波斯藝術進行交流。」，{一}中國境內出土過許多羅馬玻璃器和錢幣，這就證明「漢代中國與羅馬帝國必有頗為發達的貿易往來，中國史籍與西方史料所說漢代中國與羅馬之問的古代交通當為信史」。 {二} 然而交往不僅止於物質文化，民問故事的流傳，在古代也有令人驚訝的廣遠程度。楊憲益發現在唐人段成式的筆記小說 《 西陽雜俎 》 裡，不僅有歐洲童話裡著名的灰姑娘（ Cinderella ）故事，而且有德國尼別龍故事。楊憲益認為前者「至遲在九世紀或其至在八世紀已傳入中國」，而且有趣的是，中文「灰」字在德文裡是Aschen，「就是英文的Asche，盎格魯薩克遜文的Aescen，梵文的Asan」，而在那個中文故事裡，「這位姑娘依然名為葉限，顯然是Aschen或 Asan 的譯音」。{三}如果說灰姑娘故事是由海外傳人中土， 《 酉陽雜俎 》 裡古龜茲國王阿主兒降龍的故事，楊憲益就認為「是西方尼別龍（Nibelung）他故事的來源」。這兩個故事不僅情節很相似，而且「據西方學者考證，西方的尼別龍傳說本於匈奴王阿提拉 ( Attila）的故事，加以附會。這個王的名字在古日耳曼傳說裡作Etzil，同這裡王名阿主兒正合」。{四}以上這些例子說明，無論在考古還是在文本的考釋方面，古代東西方跨文化研究仍是一片有待開墾的領域，仍然有很多問題可以進一步探討。十三世紀威尼斯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 . 1254-1325?）到元大都（今北京），是中古時代中西交往的一件大事。雖然所謂 《 馬可波羅行紀 》 並非馬可本人撰述，此書問世之後也不斷有人懷疑其記敘是否真實，但據研究馬可波羅的學者約翰 • 拉納調查，此書問世之後的二十五年間，已「有法文、法蘭克 ─ 意大利文、塔斯伽尼文、威尼斯文、
拉丁文和大概德文譯本流傳於世－作者在世時就有諸多譯本，這在中世紀是獨一無二的記錄」。{五}此書在歐洲各大博物館現存有不少抄本，這就說明在當時和之後， 《 馬可波羅行紀 》 很受讀者歡迎，才會如此流行而有多種抄本流傳至今。然而此書雖然稱為 《 行紀 》 ，但細看其組織安排，並沒有按旅行路線，逐一記錄沿途所見，也沒有渲染奇特怪誕的冒險經歷，所以拉納認為，「此書不是歷險故事，也不是描述旅行過程」。

註{一}林梅村：《 古道西風：考古新發現所見中西文化交流 》 ，北京：三聯書店，二○○○，頁一六五。
註{二}同上，頁二○九。
註{三}楊憲益：《 譯練偶拾 》，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二○○六，頁六六。
註{四}同上，頁六八。
註{五}John Larner , Marco Polo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 ,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44 .